三、城市商业组织的近代转型

保定作为直隶省会，商贾云集，商人们为自身利益的需要，十分重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故成立商业组织以维护共同的利益。早期的商业组织主要有会馆和十三行。各地商人活跃于保定，为了控制行情，维护自身势力，抵制竞争，陆续建立起以地域划分的会馆，外省会馆十余处，主要有“湖广会馆、三晋会馆、河南会馆、两江会馆、云贵会馆等”[8]，本省会馆则为南宫、冀州等六县组成的冀州会馆。其中，三晋会馆控制保定整个钱粮行及典当业，冀州会馆操控布线业。虽然会馆代表的是地方性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定的商业繁荣。与会馆相比，行会组织在调节官商利益，维系城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保定行会是以行业来划分的，简称“十三行”，包括“钱粮行、杂货行、布线行、油漆行、估衣行、典当行、药材行、南货行、煤行、木行、酱园行、铁器行、干鲜行等”[8]。十三行通过商业上的影响，与官府保持密切接触，并通过兴办新式教育，支持公益、慈善事业，逐渐扩大其在城市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保定的商业组织在整个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也开始出现变化。保定商会成为推动保定商业近代化的新兴组织力量。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定地方富绅樊榕、冉鹏飞、张国浚、程锡候等，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联系行会及会馆负责人共同发起，经过积极筹备，由300余家大中商户选出会董30 人，组成保定商务总会董事会。公推樊榕（天瑞诚木厂股东，举人出身、当过知县）为首任保定商务总会总理；冉鹏飞（云记帽庄经理，首任保定警察厅厅长）为协理；张国浚为坐办。”[8]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务总会经商务部批准正式成立，后又在直隶境内宣化、大名、唐山、高阳、定州、获鹿、辛集、南宫等地设立分会。保定行会改组为同业公会，作为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为协助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企业财产，保定商会组建了“保定商团”。作为民间武装团体，保定商团的成立反映了保定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

保定商会的活动，主要是在官商之间和商民内部起中介作用，同时参与一些对外商业竞争活动。此外，保定商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在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保定商会都曾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等活动，对近代保定城市政治生活施加有益影响。

四、近代保定城市商业特点

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场所。近代以前，保定城市经济结构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由于一些手工业和农产品长期受政府控制，城市商业发展受到限制。保定城市商业在近代的转型，基本上是由政治和政府政策推动，商业发展虽对城市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商业经济动力相对不足，商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主要街区及寺庙为中心的商业布局。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保定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商业街区。如保定“马号”一带出现的新式商场，这对加强城市商业功能，改变城市空间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商业行为渗透到传统节日与民间庙会中，与集市形成资源互补，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保定城市庙宇周围形成固定市场，如大慈阁、城隍庙等。这些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的庙会节庆有重要关系。保定城隍庙每年春、秋两次庙会，数百里外的商贾多来此售货，城隍庙周围的各商店事前都大量备货，庙会期间大都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是保定商业旺季。

第二，畸形的消费市场。保定作为典型的消费城市，官绅阶层是城市消费的主体，对城市商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为满足各类官绅阶层的奢侈消费需求，保定城内出现了专门为其服务的商业类型。清末民初，保定西大街的商店大多装饰华丽、别具特色，商店里不仅有洋布，还有比利时的洋灯、挂锁等，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主要服务于城内的达官贵族。官绅阶层巨大的消费能力，特别是对奢侈品的消费，使得消费品商店远多于必需品商店，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畸形繁荣。然而，随着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特别是1928年国都南迁后，官绅阶层流失严重，曾经繁荣一时的奢侈消费业日渐衰落。

第三，商业发展与政治关系密切。保定城市商业发展与政府投资和政策支持关系密切，区域政治中心地位有利于决策的推行和实施。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实施过程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利用权位上的优势，大力发展直隶近代经济，作为直隶省会的保定于此中受益颇多。保定商业受政治影响较大，商业随政治变迁而波动。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开埠，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直隶形成实际上的天津、保定双省会，保定政治地位相对下降。1913年，直隶省会正式迁入天津，保定政治地位更加衰落，商业呈现凋敝之势。1916年，直隶军阀曹锟驻节保定后，大批军政要员、达官显贵、豪绅巨贾集聚城内，军阀政客纷纷在保定投资，城市商业再度繁荣起来，直至1928年，国都南迁，保定商业才真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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