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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之洞的商报思想与商报实践活动(3)
(三)对其他地区的商务事业和商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张之洞在湖北实施的一系列的商务新政,成效明显,获得了朝廷的肯定,对其他地区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创办商报一项,得到了“鄂报甚佳”的评价,并被纷纷效仿。1900年初,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奉旨在南京设立的江南商务总局在上海出版《江南商务报》,该报按旬出报,设有八个栏目,宗旨与内容与《湖北商务报》非常接近。1903年清王朝设立商部后,由吴桐林主持的《商务报》在北京正式创刊,每月三册,至1906年该报收归官办,改名为《商务官报》,成为国家商务主管机构商部的机关报。随着民族商业的发展,由商会主办的商报也逐渐创刊,商报成为晚清报业发展格局中专业报刊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晚清波澜壮阔的报刊发展史中,商报的发展也许不像那些叱咤风云的综合性报刊如《申报》、《时务报》、《清议报》等引人注目,但无可否认,它也属于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一页。
四、张之洞商报思想及商报实践活动的局限性
在肯定张之洞商报思想的先进性和所办商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局限性。这与张之洞被称为“过渡人物”⑨的思想特点密切相关,他一方面以比较开放的心态接受近代西方先进事物,同时又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为根本追求,主要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事物,对触动清王朝统治根基的政治制度改革讳莫如深,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张之洞对商报功用的理解主要是停留在实用层面,没有触及晚清商务不振的要害
从报刊本身的功能来说,传播事实信息和实用知识固然是其应有的功能,同时报刊更应该积极反映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引导和推动社会变革,进行舆论鼓动与引导,这是报刊的立身之本。晚清商务不振的深层次原因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及西方的大肆劫掠,作为服务商业发展的商报,本应该坚定地站在本国商业发展的立场上为发展民族商业而大力鼓吹。但而张之洞对商报的重视,主要还从“开商智、振商务”的实用主义目的出发。虽然他早在《劝学篇》中说 “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⑩,似乎对报刊的舆论批评功能非常重视。但认识归认识,在实际的行动中,他对报刊发表倡言改革的激烈言论还是非常谨慎甚至是非常反感的。他支持和创办的报刊也发表了一些鼓吹发展商务的评论文章,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官方的角度或者文人自身的认识出发,没有完全反映商人群体自身的呼声,也没有触及晚清商业不振的要害。当有些报刊发表不符合维护清王朝统治秩序需要的文章时,他甚至亲自加以干涉、压制,如当其早期大力襄助的《时务报》刊登鼓吹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时,他就由支持转为斥之为“悖谬”?,甚至让幕僚汪康年排挤梁启超,夺走《时务报》的笔政控制权。再如《湘学报》早期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后来因为刊登了一些不符合其思想的文章,被张斥为“谬论甚多”,最后以刊登张的《劝学篇》了事。
(二)张之洞主持创办的商报属于官办报纸,报纸经济来源不足,难以持续发展
晚清重臣中,张之洞作为实务派官员,可算是热衷于办报者之代表,尤其是在官办报刊方面。在就任湖广总督后短短的七八年间,他亲自主持开办了数量繁多、种类齐全的官办报刊,除《湖北商务报》之外,还有《湖北官报》(1901)、《湖北学报》(1903)、《农学报》(1901)、《两湖官报》(1907)等。这些官办报刊对于推行“湖北新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的性质都属于官款拨助、官销定额的官报,需要耗费大量的政府财力物力,自身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读者也主要限于中上层,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它们与现代意义上的能够靠自身的发行、广告独立生存的商业报纸相距甚远,更不可能像今天盛行的经济类报纸一样,可以依靠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和报道经济议题而在社会上拥有广泛持续的影响力,形成实力强大的经济类媒体集团。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商报的发展,要等到民族商业发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之洞在创办商报方面的客观成就。
注 释:
①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文章来源:《新商务周刊》 网址: http://www.xswzkzzs.cn/qikandaodu/2020/0715/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