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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之洞的商报思想与商报实践活动(4)
③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7页。
④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页。
⑤ 唐惠虎,朱英:《武汉近代新闻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⑥ 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载自《近代史研究》,1996年版,第2期,第50页。
⑦ 陈钧:《张之洞与清末湖北商政》,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第56页。
⑧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10册),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⑨ 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⑩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9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03页。
[1]张之洞.劝学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9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46-50.
[4]周光明,邹文平.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5):717-721.
[5]殷立飞.晚清地方督抚与维新报刊的交往格局:以张之洞为中心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4,(10):32-44.
[6]吴廷俊,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J].国际新闻界,2008,(8):81-85.
[7]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晚清时期,报刊逐渐成为推动重要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对此学界的关注和探讨也较多。其实早在之前开始的洋务运动中,报刊就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重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清代晚期洋务运动的干将和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张之洞高度重视报刊的功用,在其以武汉为中心推行的“湖北新政”中,十分重视利用报刊来推动新政的实施。本文拟以张之洞“湖北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商务新政为背景,总结分析张之洞对商报(即服务于商业发展的专门报刊)的思想认识,及其利用商报支持商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以期对研究张之洞的商务新政及晚清的报刊发展有所裨益。一、“商报一端,为开通风气之权舆”——张之洞的商报思想早在提出对商报的思想认识之前,张之洞就对报刊的性质和功用进行了整体上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其于1895年撰写的名作《劝学篇》,在《劝学篇》“外篇”中,他专撰《阅报》一章,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①。这里张之洞区分了“官报”与“民报”,并分别对其功用进行了阐释。同时,张之洞又并非对所有的报刊都持肯定态度,他对当时主要在上海所办的“多载市井猥屑之事”的小报进行了批评,而对那些“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框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的报刊则大加赞赏②。从《阅报》一章可以看出张之洞非常看重报刊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功用,这无疑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观念的自然体现。在1889年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开始谋划实施“湖北新政”,发展商业、振兴商务是“湖北新政”的重要内容。为推动商务新政的实施,张之洞进行了精心谋划,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而专门服务于此的“商报”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1898年9月23日,张之洞上《汉口试办商务局酌议办法折》,提出要从 “启发”、“倡导”、“合力”、“塞漏”、“法习”,“保护”、“体恤”、“奖励”等八个方面来振兴商务,并将“启发”作为振兴商务的首端,而“商报、商会、商学皆系启发之事”③。1899年,在与江苏巡抚鹿滋轩的通信中,张之洞具体阐释了商报在发展商务中的作用:“商务为富国第一义,内保权利,外筹抵制,居今更不容缓,民间知识未开,器术未兴,官商之情未通,中外之局未悉,尤以商报一端,为开通风气之权舆。”④由此可见,张之洞针对当时商业发展中存在的认识不足、生产落后、信息闭塞等困境,把商报作为宣传商务思想、沟通商情的开路先锋,在商务新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二、“开商智、振商务”——张之洞利用报刊振兴商务的举措张之洞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商报的作用,作为晚清重要的实务派官员,他还以一系列的举措来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并亲自主持创办专门的商务官报。(一)积极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和知识晚清时期在专门的商报诞生之前,受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不少国人自办报刊纷纷刊登鼓吹发展商务、自强求富的文章,作为晚期洋务运动的干将以及维新运动早期的支持者之一,张之洞对此类报刊提供了大力扶持。比如在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中,有关各国商情、中外商务和商业教育的内容占有不少的篇幅。以维新派影响最大的报纸《时务报》为例,该报曾刊登过日本学者绪方南溟编撰的《中国工艺商业考》,经该报所请日文翻译古城贞吉译为中文,共十一章,介绍有关中国政治、地理、工业和航海业发展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对早期《时务报》曾大力支持,1896年8月9日该报在上海发行时,他是捐款襄助最多者,不仅如此,他还于1896年9月2日以湖广总督的名义颁发《饬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札》,称“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⑤,他要求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各学堂都要订阅,为该报迅速遍布国内诸省及远销东南亚、日本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其他的维新报刊如《湘学新报》(原名《湘学报》,1897年创办于长沙),曾专门开设过“商学”栏目,介绍各国铁路公司载客货章程、商船条例、股份制度等现代西方商业知识和制度,以及银行等与商业密切相关的机构,张之洞在该报创刊后不久即咨会湖北巡抚通饬各道州府县购阅,大力支持该报的发行。(二)亲自主持开办商务官报——《湖北商务报》张之洞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而且还亲自主持开办了专门的官务商报——《湖北商务报》。《湖北商务报》是张之洞在湖北实施的一系列商务新政举措之一,1899年4月30日创刊,是国内最早发刊的商务官报,该报具体由张之洞饬令汉口商务局主办,内容遵照张之洞指定,以“开商智、振商务”为宗旨,专刊有关商务谕旨、奏疏、中外商情和商业知识等内容。设谕旨、本省商情、各省商情、译东报、译西报、商务专条、商务表、商局采访等栏目。中外商情、译报等栏内容全部译载中外各大报刊的文章。张之洞不遗余力地推广该报,所印各册,全部由官方派销,并下令咨送全国19省区督抚,将该报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该报一直出版到1904年1月,共发行163期,对普及商业知识、振兴商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张之洞商务新政中商报所起的积极作用张之洞重视报刊的作用,积极利用商报推动商务新政,对晚清时期的湖北乃至全国的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全国的商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宣传商务思想,普及商业知识,促进商学研究张之洞将商报作为振兴商务的“启发”之事的首位,并且躬身力行,支持报刊宣传商务思想、普及商业知识。这些报刊刊登的文章,有的大力宣传发展商务,以达到自强富国的目标;有的总结研究商业理论,介绍基本的商业知识;有的刊登中外商情信息,沟通中外贸易。就鼓吹发展商务思想来说,这些文章一反中国传统士大大夫所秉承的君子“重义轻利”、“讳言财用”等古训,呼吁重视理财、振兴工商以图国家富强,有利于打破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的束缚,极大地改变中国人对于商人和商业的长久偏见,较为普遍地更新了国人的商业观念,并与维新人士的主张相呼应,共同营造了晚清时期重视发展现代工商业的舆论环境,对后来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普及商业知识和研究商业理论来说,在正式的商学教育兴起之前,这些报刊成为近代传播现代商学知识和观念的主要渠道和载体,对促进商学研究和商学学科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二)沟通和传递商业信息,切实促进了湖北的商业发展张之洞实施“新政”的基地在湖北,他支持商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发展湖北的商务有所帮助。在张之洞督鄂前,历经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一系列内乱的摧残,湖北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已逐步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外商和洋货牢牢把持着湖北的商业命脉,本土商业举步维艰,张之洞深刻感受到有必要振兴湖北的商务事业,以争商权和保利权,堵塞漏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开设汉口商务公所和商务局、创办两湖劝业场、开拓国际茶叶贸易等等,而创设商报也是其中重要一端。从商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当时湖北的通信、交通条件尚不发达,社会非常封闭,商业信息的流通和沟通很不顺畅,成为制约湖北商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湖北商务报》把登载本地、本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业信息作为重要内容,茶丝、煤铁、棉布之类的货价行情,铁路、商船和矿务,以及关税之比较,收成之衰旺等,往往占了每期刊物的重要版面,甚至开始派访员亲临各地实地调查采访商情,报道商业贸易消息,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湖北商务的发展。难怪当时日本人在武汉所办的《汉报》也赞赏说:“今日商务局之设,诚中华一大转机矣。凡利可兴,凡弊可去,且能发踪指示,俾商人之趋利者不致迷于所往,以后招集公司,购办机器,皆有所依赖,而久远之基以立,虽一时不能避与洋商相杭,而日新月异,弊剔利兴,商务之盛,其成效不难逆睹矣。是此报之刻,当与《平准书》、《食货志》并重。”⑥事实胜于雄辩,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尤其是汉口的商业发展十分迅速。1896-1905年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⑦。晚清时期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曾于1893年专门刊登一幅名为《麟阁英姿》的张之洞画像,配文称:“南皮张香涛制军文章经济震铄古今,今由两粤移节两湖,恤士爱民,政声卓著……跞其鸿烈丰功固足以彪炳云台,辉煌麟阁。”⑧高度评价了张之洞的督鄂政绩,后来的历史证明,张之洞是当之无愧的。(三)对其他地区的商务事业和商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张之洞在湖北实施的一系列的商务新政,成效明显,获得了朝廷的肯定,对其他地区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创办商报一项,得到了“鄂报甚佳”的评价,并被纷纷效仿。1900年初,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奉旨在南京设立的江南商务总局在上海出版《江南商务报》,该报按旬出报,设有八个栏目,宗旨与内容与《湖北商务报》非常接近。1903年清王朝设立商部后,由吴桐林主持的《商务报》在北京正式创刊,每月三册,至1906年该报收归官办,改名为《商务官报》,成为国家商务主管机构商部的机关报。随着民族商业的发展,由商会主办的商报也逐渐创刊,商报成为晚清报业发展格局中专业报刊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晚清波澜壮阔的报刊发展史中,商报的发展也许不像那些叱咤风云的综合性报刊如《申报》、《时务报》、《清议报》等引人注目,但无可否认,它也属于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一页。四、张之洞商报思想及商报实践活动的局限性在肯定张之洞商报思想的先进性和所办商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局限性。这与张之洞被称为“过渡人物”⑨的思想特点密切相关,他一方面以比较开放的心态接受近代西方先进事物,同时又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为根本追求,主要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事物,对触动清王朝统治根基的政治制度改革讳莫如深,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张之洞对商报功用的理解主要是停留在实用层面,没有触及晚清商务不振的要害从报刊本身的功能来说,传播事实信息和实用知识固然是其应有的功能,同时报刊更应该积极反映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引导和推动社会变革,进行舆论鼓动与引导,这是报刊的立身之本。晚清商务不振的深层次原因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及西方的大肆劫掠,作为服务商业发展的商报,本应该坚定地站在本国商业发展的立场上为发展民族商业而大力鼓吹。但而张之洞对商报的重视,主要还从“开商智、振商务”的实用主义目的出发。虽然他早在《劝学篇》中说 “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⑩,似乎对报刊的舆论批评功能非常重视。但认识归认识,在实际的行动中,他对报刊发表倡言改革的激烈言论还是非常谨慎甚至是非常反感的。他支持和创办的报刊也发表了一些鼓吹发展商务的评论文章,但这些基本上都是从官方的角度或者文人自身的认识出发,没有完全反映商人群体自身的呼声,也没有触及晚清商业不振的要害。当有些报刊发表不符合维护清王朝统治秩序需要的文章时,他甚至亲自加以干涉、压制,如当其早期大力襄助的《时务报》刊登鼓吹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时,他就由支持转为斥之为“悖谬”?,甚至让幕僚汪康年排挤梁启超,夺走《时务报》的笔政控制权。再如《湘学报》早期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后来因为刊登了一些不符合其思想的文章,被张斥为“谬论甚多”,最后以刊登张的《劝学篇》了事。(二)张之洞主持创办的商报属于官办报纸,报纸经济来源不足,难以持续发展晚清重臣中,张之洞作为实务派官员,可算是热衷于办报者之代表,尤其是在官办报刊方面。在就任湖广总督后短短的七八年间,他亲自主持开办了数量繁多、种类齐全的官办报刊,除《湖北商务报》之外,还有《湖北官报》(1901)、《湖北学报》(1903)、《农学报》(1901)、《两湖官报》(1907)等。这些官办报刊对于推行“湖北新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的性质都属于官款拨助、官销定额的官报,需要耗费大量的政府财力物力,自身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读者也主要限于中上层,对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它们与现代意义上的能够靠自身的发行、广告独立生存的商业报纸相距甚远,更不可能像今天盛行的经济类报纸一样,可以依靠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和报道经济议题而在社会上拥有广泛持续的影响力,形成实力强大的经济类媒体集团。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商报的发展,要等到民族商业发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之洞在创办商报方面的客观成就。注 释:①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②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③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7页。④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页。⑤ 唐惠虎,朱英:《武汉近代新闻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⑥ 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载自《近代史研究》,1996年版,第2期,第50页。⑦ 陈钧:《张之洞与清末湖北商政》,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第56页。⑧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10册),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⑨ 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⑩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9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03页。参考文献:[1]张之洞.劝学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9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46-50.[4]周光明,邹文平.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5):717-721.[5]殷立飞.晚清地方督抚与维新报刊的交往格局:以张之洞为中心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4,(10):32-44.[6]吴廷俊,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J].国际新闻界,2008,(8):81-85.[7]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文章来源:《新商务周刊》 网址: http://www.xswzkzzs.cn/qikandaodu/2020/0715/370.html